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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剧60年编剧行业都经历了什么-【zixun】

发布时间:2021-10-12 16:20:03 阅读: 来源:滤纸厂家

源丨广电独家文丨冷成琳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电视剧的蓬勃发展,包括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几所专业院校的编剧专业成了“香饽饽”。

1997年,汪海林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编剧专业毕业,一个做演员的同学在《朱四郎传奇》剧组用BP机呼他,说剧组的剧本有点问题,问他能不能来改一下,2000元一集,汪海林说可以。到了剧组后,他发现了好多熟悉的面孔,都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同学。那部剧后面有8集剧本需要重写,他几乎一天一集,用了不到10天就改完了,拿到了1.6万元稿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在考入中央戏剧学院编剧专业之前,汪海林已经是一名作家,18岁时就已经发表了小说,19岁时加入了江西省作家协会。《朱四郎传奇》是他署名编剧播出的第一部电视剧,而在这之前,他在大四时已经写了《神医喜来乐》的剧本,并拿到了2.5万元稿费,只不过这部剧因为投资不到位搁浅了5年,直到2003年才拍出来。

对于非编剧专业科班出身的人来说,编剧是影视剧创作的核心,而且创作成本低,所以写剧本成为很多人进入这个行业的敲门砖,或者成为在行业内暂时还未展开拳脚的人解决生计问题的最佳途径,白一骢属于后者。

“我们基本上从大四开始就面向社会了,一部20集左右的电视剧,大编剧能拿到一两万元,我们拿到那种外包、转包的活儿,一部剧也就拿不到5000元。”他说,“几个同学谁有活了就在一块儿做,好的情况下可能一俩月能接到一个活儿,不好的情况下断档五六个月也挺正常的。有的同学断档一年多以后就转行了,干不下去了。”

2000年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后,白一骢也和大多数导演系刚毕业的年轻人一样,跟着导演拍了一段时间的戏,但是自己的想法没有任何可以施展的可能,要完全按照别人的思路去执行,在现场找不到位置的感觉让他觉得很痛苦。“我们跟同学开玩笑时经常会以演员举例,说当年他们出道的时候流行‘大叔’,等到他们终于熬成‘大叔’,开始流行‘小鲜肉’了。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当时网络不发达,不像现在可以从短视频、微电影开始拍,给年轻人的空间没那么多。”他说道。

那时,导演系学生毕业之后,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去剧组做副导演,跟着导演熬个若干年,也许能熬出一个机会来;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去做演员,导演系确实出了很多好演员,比如张鲁一、汤唯、张静初等。再有一种,就是去做编剧。白一骢称:“编剧相对独立一些,而且成本较低。做别的都需要生活成本,编剧在家里写就行了。所以后来我选择做剧本,作为一种谋生手段。”

职业编剧&商业编剧

从作品的影响力和商业号召力角度来讲,编剧的梯度大致可以分为从一线到四线以及“枪手”;从职业化和专业化程度,编剧又可以分为职业编剧、专业编剧和业余编剧。职业编剧与专业编剧的区别在于:职业编剧指专门以写剧本为生的编剧,专业编剧则指受雇于剧团、电影厂等体制内文化机构的编剧。

1997年,也就是汪海林毕业那年前后,赶上了编剧职业化的浪潮。“从我们那届毕业生开始,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不再包分配了。以前我们对口的单位就是话剧团、文化馆、文化局等文化机构。由于我们是为剧团培养的,所以最对口的单位是剧团。但不管多大的剧团,专业编剧只要两三个就够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了职业编剧。”他细数了一下,除了自己以外,第一批职业化的编剧有唐大年、闫刚、邱怀阳、张挺、申捷、高大庸、王力扶、高璇、任宝茹等,“当时史航、束焕在中央戏剧学院有教职,兰晓龙去了北京战友话剧团,薛晓路分到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林黎胜、姜伟、曹保平也在学校有教职。主力军就是这一波。”

职业编剧不像专业编剧那样有单位给他们发工资,更别说劳动保险、住房分配了。但是作为第一批职业编剧中的一员,据汪海林回忆,在1999年写完自己的第一部原创剧本《明星制造》后,活儿就接连不断地涌来,他很早就在北京买车买房了。在大街上私家车还很少的时候,他已经开上宝马了,这让经常开着桑塔纳去跟他谈剧本的影视公司的老板们深受刺激。“那个时候编剧人才稀缺,年轻人机会特别多。我们那时接活儿是很容易的,而且剧本完成就开拍。市场上的剧也不多,拍了就播。”

汪海林

职业化对编剧的专业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职业编剧要靠不断地写剧本来维持生计,这对于编剧行业的生产力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提升。据汪海林粗略估算,他自己经手写的剧本达到1000多集,而跟他有关的剧本创作大概有四五千集。而且他还是跨类型和题材最多的编剧之一,写了历史剧、谍战剧、偶像剧、言情剧等不下10种类型和题材。

人称“网剧一哥”的白一骢,现阶段除了编剧以外,还有灵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制片人、导演等多重身份。他所经历的个人职业生涯的转型,一定程度上折射了电视剧、网剧行业的变迁。

在做编剧的大约7年时间里,他对自己的定位是商业编剧,这期间他参与编剧的作品有2003版的《天龙八部》《雪山飞狐》等。到了2007年左右,通过写剧本,他基本解决了生存和生活问题,便希望做导演。他拿着剧本找公司,提出如果对方投拍的话,剧本可以免费提供,条件是自己做导演。他回忆到:“做导演的时候很苦,天天被制片人折磨,什么都不给我。因为我对画面有‘强迫症’,经常自己掏钱去租镜头、灯等设备,基本上每部戏的片酬都折进去了。”

在2012年左右,他又一次努力地转型做了制片人。然而彼时随着资本的涌入,催生了很多不专业的制片人。白一骢说道:“我刚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制片人作用很大,比如那时合作比较多的张纪中,他在剧组里能管控所有的事情。但到了2010~2012年,突然变成谁能把钱找来谁就是制片人。由于我做过编剧、导演、摄影、剪辑,对电视剧制作的每个链条都很清楚,所以我转型做制片时会更多地着眼于制作,尽量在品控上做得更好。”

2013年年底,由慈文传媒(002343,股吧)投资、腾讯视频出品、白一骢担任编剧的网剧《暗黑者》第一季口碑和流量双丰收,还作为唯一一部网剧被《南方都市报》选为“年度十大电视剧”之一,在传统媒体到新媒体的转型阶段较早地做出了成功尝试。此后,《盗墓笔记》《老九门》《鬼吹灯之精绝古城》等接连几部“现象级”网剧坐实了他“网剧一哥”的地位,也开启了超级网剧时代。

改编&原创

似乎还没有一份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电视剧史上改编剧本和原创剧本的数量谁多谁少,成功率孰高孰低。事实上,两者都缔造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荧屏经典。

近年来,随着IP概念大热,IP改编一度成为市场的宠儿。从金庸武侠经典《天龙八部》到《暗黑者》《盗墓笔记》《鬼吹灯之精绝古城》,白一骢担任编剧的剧本多为改编。在他看来,改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提供了一个非常高的起点,可以站在一部优秀作品的肩上再走一步;但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可能会因为触碰到原着群体的神经而被反噬。”

“在改编时,有两点特别重要。”他说道,“首先,获得原作者认同非常重要。幸运的是,我第一次改编是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当时金庸先生给了我们非常大的空间,并告诉我们边界在什么地方。”

这部由张纪中担任总制片人,周晓文、于敏、鞠觉亮、赵箭联合执导,胡军、林志颖、刘亦菲、陈好、刘涛等主演的2003版《天龙八部》,获得了第二十二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长篇电视剧优秀作品奖”。实际上,剧本在原着的基础上进行了很大的改动,之所以可以取得成功,白一骢将其归功于在改编中保留了“原着气质”。

改编自天下霸唱所着同名小说的《鬼吹灯之精绝古城》也被认为是具有优秀观赏体验、口碑流量双赢的佳作。白一骢透露,该剧剧本的改动量也很大,尤其在结构上。“因为原着的第一篇章里,九层妖塔那个位置只有胡八一个人,之后到辽金古墓是胡八一和王胖子,小说的最后三分之一Shirley杨才出现。但是作为一个剧,拍到三分之二女主角才登场肯定是不行的。而让女主角早登场,势必会导致前两个故事之间的混乱。所以我们采用了一个方式,就是开场时先把原着中间几个经典段落复刻出来,将原着气质固化,让观众一看就知道这是《鬼吹灯之精绝古城》的气质,就是胡八一、王胖子、Shirley杨找到跟原着呼应的地方,他们接受这个气质之后也就能够接受接下来的改编了。”

白一骢

他接着说:“一个作品看到最后,其实看的并不是每一个情节,而是人物能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种印象我们叫它‘原着气质’。改编大IP,最关键的就是让‘原着气质’得到保留和延展。”

6月9日在江苏卫视播出的抗战剧《爱国者》是汪海林创作了5年的原创剧本。由于在过去的几年中抗战题材不受市场青睐,剧本完成后又由于拍摄条件艰苦很难请到一线演员,该剧曾三次建组、三次解散。

汪海林称这是一次“反市场的创作”,“以前还没人买收视率的情况下,我写的剧收视率都很高。这两年有些公司买收视率,就比不出好赖了。创作一个可以拿高收视率的剧本对我来说很容易,但除了高收视率之外,我想写一个发自内心的东西,把它当做文学作品来写,就是这个故事。”

他提到的这个让他深受触动的故事便是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领导人杨靖宇的英雄事迹。《爱国者》以杨靖宇为原型,在此基础上融合其他抗日联军英雄的故事,讲述14年抗战背景下,地下党人宋烟桥(张鲁一饰)寻找传奇英雄颜红光,并最终成长为“颜红光”,带领各路爱国者奋勇抗敌的故事。该剧由龚朝晖执导,张鲁一、佟丽娅主演。

“该剧主人公做事严谨理性,不苟言笑,不喝酒、不抽烟,没有任何嗜好,像精密仪器一样。当他发现有那样一个传说中的英雄,留着大胡子,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跟江湖人都是朋友,呼啸山林,他想成为那样一个人,并且最终成为了那个人。然而他后来逐渐意识到,成为那个人的唯一结局就是以他的形象、他的名字去牺牲。”

汪海林摒弃了大多数抗战剧和谍战剧中千篇一律的“人设”,将主人公们置于一种哲学的困境中,不时面临人性的拷问和抉择。“如何抵抗、如何打仗、如何消灭敌人都不是它最重要的主题,最重要的主题就是里面的设问,不断有战士问‘我们为什么而战?’他的回答是为自由而战,这就是该剧的主题——自由。”他说道。

发声者&改革派

“我们那个时候机遇比较好,但是整个编剧行业的薪酬体系和行规,也是我们那波编剧通过不断‘斗争’慢慢建立起来的。”汪海林说,“我印象中编剧的薪酬一直压着导演,比导演略高一点,但是比不过演员。当时一般红的演员跟比较红的编剧差不多,但是演员红了以后涨得快,编剧涨得慢,不过差距不是很大。当时大牌演员大概5万元一集,大牌编剧可以拿到2.5~3万元一集。”

他强调:“但是有一点,剧本完成以后,基本上是不改的。不管多大牌的演员,来了就照着剧本演,而且必须把词背下来,没有说改剧本的。”

在很多场合下,汪海林都抨击过一些行业乱象,如版权、编剧话语权等问题,是一位犀利的行业发声者。而针对近期出现的已完成的剧本开拍后被改来改去的现象,他认为近十几年中国影视行业推行过“导演中心制”“制片人中心制”,但一部作品最根本的剧作仍然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目前限制明星片酬有难度,因为它是个市场行为。如果只降低成本,那么只会拉高演员片酬占比。所以必须要改变购销机制,要通过确立‘剧作中心制’来撬动投资市场和购销市场。”他说道。

白一骢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改革派,他将灵河文化打造成了一个集编剧、导演、艺人、拍摄、美术、后期等于一体的全产业链闭环,核心制作方式被他称为“以编剧为主导的制片人中心制”。“电视剧生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内容的结构非常重要。所谓编剧为主导,是指由编剧来带动整个骨架,再带动制作,然后配合导演完成一部剧。”他解释道。

他早就意识到,在电视剧创作生产过程中,制作环节是短板,剧本到了制作环节总是丢分。于是,作为一个“流程控”,他在公司内部发起了“重塑剧本流程”行动,实行“前期全流程”开发,并着手研发制作管理软件系统,以此确保制作环节不丢分。

“可以拍出来的80分的剧本,一定好于拍不出来的90分的剧本。对于剧本来说,可执行性是第一位的。”他说道,“希望未来我们公司的剧本是概设和剧本相结合的,甚至再下一步,会把分镜也做进来。概设环节是一个确定审美的环节,让一部剧的审美在剧本阶段就定下来,之后各种团队去做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把整体风格延续下去,而不会出现走形。”

他表示:“一部剧开机之后编剧就没有功能性了,相当于一个闲职,没有功能性自然就没有地位。我们之所以做‘前期全流程’,就是希望将编剧的功能保留下来,让编剧参与到制作中去,因为他是这个作品的一个缔造者,并且能对制作和审美提出很多指导性的意见。”

原文标题:电视剧60年的故事:从"没饭吃"到行业稀缺资源,国内编剧行业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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